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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世刚院士:领教到知识的力量

1977年参加高考,1978年进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学习。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。长期从事电化学和表界面科学研究,提出电催化活性位的结构模型,揭示了表面原子排列结构与电催化性能的构效关系,发展了高灵敏度、高时间分辨的电化学原位红外反射光谱方法,系统研究电催化过程,阐明了多种有机小分子与铂电极表面相互作用的机制,创建了电化学结构控制合成方法,成功破解高表面能纳米晶制备的难题,首次制备出由高指数晶面围成的高表面能铂二十四面体纳米晶,显著提高了铂催化剂的活性。曾获国际电化学会Brian Conway奖章、中国电化学贡献奖、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。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收到厦门大学电化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,我发现信封里还有一封信,招生老师亲切地写道:“本来您没有报我们学校,也许接到通知书又高兴又奇怪。”他解释了把我调剂到这所学校的原因,也表达了热情的问候和欢迎。这封信我至今还留在身边。

我家在四川一个叫作“万县”的小县城(今重庆万州)。厦门在哪里,我从没听说过。四川话管“厦门”叫“耍门”,乡亲们还拿我打趣,说我考上了一所玩耍的大学。

就这样,我在一片未知中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。那时我并不知道,厦门大学将是我数十年扎根的地方。

领教到知识的力量

我的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,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。我和两个妹妹还小的时候,他们就双双下乡去了。当时下乡干部的子女都托管在县委机关幼儿园。所以说来好笑,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都是在幼儿园里度过的。后来幼儿园拆掉了,我又借住在别人家里。

1966年我读完了6年小学,但初中才上了半年,就碰上“文革”。一部分老师坚守在教室里上课,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只知道没人管了,都在走廊里打闹玩耍。这段时间的学业就这么荒废了。

初中毕业后,不到16岁的我开始了“上山下乡”。村里的工作和生活非常艰苦,我年纪也小,个头也小,总被安排和妇女同志一起干活。后来,生产队长终于想出了一份适合我的活计:每天早上举个扩音筒给大家读报纸,宣传时事政治。我也通过这份工作认了不少字,积累了一些语文知识。

1972年,区里要修一条公路连接各个公社,请来了县里的一支交通大队,需要找几个知青帮忙。尽管我只有小学知识水平,但在村里也算半个文化人,就被选中了。当时给我分配的任务非常简单,就是拿着标尺跟在队长后面,他选定路线后,工人打一个桩,我就过去把标尺立在桩上,再由后面的人测量。

每天晚上,几个技术人员都忙于计算造价、土方等。我感到十分神奇。这些技术人员还聊天,说现在参加学校招生考试的学生什么都没学到,连“一元二次方程”都不会解。我听得心下一惊,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“一元二次方程”。

就在那一年,邓小平复出抓教育,学习潮再次涌起。不少学校都要新招一批学生,我决定参加考试,争取学习的机会。

大多数学校的入学考试都考数理化,我基础不好,就选择了只考语文的农业学校。大概是得益于那段读报纸的经历,我幸运地被一所省重点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录取了,分配到农业机械化专业。这个专业的课程很扎实,包括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工程力学、机械制图、农业机械维护管理等。毕业时我甚至还拿到了拖拉机驾驶证。

从学校出来后,我开始在县区的农业机械化管理站上班。一天,管理站附近农机修理厂的一位老师傅来找我,说电动机坏了,他按经验修理后转不起来。我给他仔细讲了其中原理,也建议了解决方案。但电动机是公家财产,老师傅不敢轻易采纳他从未听说过的方案,犹豫再三还是走了。

没过几天,老师傅又回来了。这次我俩一起动手,当电闸合上的瞬间,电动机立刻转了起来。我们俩都很高兴。

这件事让我出了名,周围的工人有什么要修的都来找我。我又一次领教到知识的力量——我并未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,但就学了这么一点东西,就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。我迫切地希望学到更多知识,于是找来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书,把大学的代数、微积分和电磁学基本都自学了一遍。

我们家出了三个大学生

1974年到1977年,我到县里的农业机械研究所工作。虽然叫“研究所”,我做的却是非常基础的工作,跟科研毫无关系。这里工作比较辛苦,我常常出差去考察煤矿,跟工人们一起进入矿井,出来时浑身都是漆黑的煤尘。

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,知青们大都非常激动,都说这是一条走出农村的路。但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:我的大妹妹下过乡,已经通过工农兵推荐途径上了大学;小妹妹刚刚高中毕业,成绩不错,全家都盼着她能考上大学;至于走上工作岗位的我,似乎更适合留在家乡,侍奉双亲。

正因如此,我并没有专门复习备考,而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怀着非常轻松的心情走上了考场。

我记得很清楚,一道语文考题是默写毛主席的词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。恰巧我们县城有个高音喇叭,每天早上播放新闻和音乐,有段时间播放的就是这首配乐的《蝶恋花》,我每天听着,不知不觉早已刻进了脑海里。

我觉得题目不算难,每门考试都是第一个交卷。有一次刚走出考场,一位认识的监考老师关心地问我:“你是不是题都不会做,所以这么早就出来啦?”我只好回答:“我也不知道会不会,反正都做完了。”

现在想想,我当时的心态真是好,就连考试结束后我都没有专门去打听成绩。

相比之下,身负众望的小妹就紧张得多,尽管她的学习基础比我好,但这一次还是落榜了。幸运的是,小妹半年后也考上了大学。

我们家一下出了三个大学生!这可是祖祖辈辈都没有过的大喜事。

成了大学里的民兵连长

被厦门大学录取后,我专门去查了资料,才知道厦门有多远。那时交通不便,父母也没有能力远行送我。好在我们那儿有人在厦门当兵,我就提出和他们一起走:先坐轮船到九江,再从九江转火车,辗转四五天终于到了厦门。

因为不能自主选择行程,我提前好多天到了学校,是这批考生中第一个报到的。厦大的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。

现在大家熟知的厦门,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。但在当时,厦门到处是低矮破旧的房子。在我这个小县城孩子眼里,这座城市的条件比我老家也好不上多少。当然啦,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海,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幸福。当时这里还没有游客,海滩非常安静,常常能捡到漂亮的贝壳。

我们那批学生无论在年龄、背景还是学识基础上,差别都非常大。最小的学生才十五六岁,最大的一位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。

刚开学,我们就举行了化学和英语两门功课的摸底考试。老师会格外关注基础比较差的学生,适当开开小灶。整个大一,我就着重学这两门课。经过一年恶补,我的英语和化学成绩都上来了。

尽管之前我对化学毫无概念,但我很快发现化学真是有用。就拿我学的电化学来说,从老百姓最常接触的电池、自行车,到最尖端的导弹、潜艇,都会用到。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。

那时候,我们国家已经基本处于和平年代。但福建这边的人民解放军和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还在打炮仗。当时叫“单打双停”,也就是逢单日炮击,双日暂停。一到单日的下午5点,我们在学校就能听见几声炮响,还能听到两岸的大喇叭互相宣传。每天傍晚5点以后,解放军用树枝把沙滩上的脚印拓平,早上再去看有没有新的脚印出现,以此判断是否有特务连夜登陆。

身处厦门前线,我们这些大学生也被编入了民兵队,考虑到我以前做过干部,老师任命我为民兵连长。我们当时可是要真枪实弹地站哨的。我们还挖过防空洞。夏天洞外炎热、洞里阴冷,有些同学扛不住忽冷忽热的温差,感冒发烧了,还得打奎宁针。

这些经历给我们的大学生活平添了几分劳作的艰苦和气氛的紧张,这是内陆大学的学生们体会不到的。也正因如此,我们这批学生有着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。

“中国学生可真勤奋呀!”

1982年,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,报考的导师是田昭武院士。成绩出来后,田先生问我,你想出国吗?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,就抓住了。

我们这批学生先被送到上海外国语学院,由几位法国来的老师培训法语,这些老师一句中文和英文都不会,教我们法语的方式也很有意思。比如放出一幅汽车急刹车的画面,同时响起刺耳的声音,接着再出示一个法语单词:“当心!”经过3个月的学习,我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日常会话。之后我们又到法国接受了3个月培训,便去巴黎第六大学的电化学专业上课了。

法国的研究生课程没有教材,没有讲义,全凭老师用纯法语授课。讲课的内容我们还能听懂一些,但有时候老师用法语开个玩笑,其他学生都笑了,我们就只有傻看着的份儿。

留学的路上还有一道坎儿要过。法国教育部一开始并未允许我们注册学籍,要等到半个学期后参加统一考试,成绩够好才能留下来继续学习。

刚好我学习的实验室里有一位法国同学,每次下课我就把他的课堂笔记借去复印,晚上拿回宿舍边查字典边学。

终于等到统一考试,虽然我们连题目都读不大懂,但一看到那些公式方程,就猜到了八九分。有趣的是,有一道题我虽然会做,但不知道如何用法语表示,就干脆画了一幅原理示意图上去。

分管我们这批电化学专业研究生的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女婿。这次考试结束后,他兴奋地说:“咱们班上这两个中国同学,法语讲得一窍不通,学习成绩倒很好!”就这样,我们注册成为了正式留学生。

经过一年学习,我的法语基本过关,不仅能听懂老师讲课,还能用法语写论文、答辩。法国当时有两级博士学位——第三阶段博士和国家博士。成绩最优秀的人才能注册国家博士学位,而只有获得这个学位,才有到大学任教的资格。我幸运地拿到了国家博士学位,进入法国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。

在法国科学院,和我同导师的是一位早来一年的法国学生,最后我俩一起毕业。大家都很吃惊:“中国学生可真勤奋呀!”

厦大带给我太多感动

在法国留学5年后,我又回到中国,回到了厦大。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这所大学有太多让我感动的事情。

留法学习期间,田昭武先生多次到法国考察。他每次来都看望我们这些厦门大学的留学生,给我们讲中国发生的变化,鼓励我们学好本领,回国做事。他还告诉我,厦门大学将要建立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,而这正是我在钻研的方向。

我想——是时候回去了。

回国后,我首先来到北京,去科技部博士管委会报到,联系做博士后的事宜。当时博士后的待遇非常优厚,提供两室一厅的住房,还会妥善安排家属。相应的,博士后名额也非常稀缺,每个博士后流动站只能招收两人。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很遗憾地告知我,厦门大学的博士后站已经招满两人,问我愿不愿意到另一所知名大学去。

我回到厦大,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田先生。没想到学校非常重视这件事。他们很正式地写了一封公函,表示只要博士管委会多给一个名额,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厦门大学自理,不给国家增添任何负担。

我把公函带到管委会,两天后,我得到答复:同意申请,给厦门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后流动站增加一个名额,支持你去厦门大学!

这就是厦门大学的优良传统——饱含人情味儿的凝聚力。厦门大学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,走在校园里,我们知道每栋楼的名字,知道这是哪位校友或华侨捐赠的。我们77级、78级的大学同学,也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后回馈母校。作为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,就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。

中国的高考制度恢复40年了,这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,特别对出身偏远农村的寒门学子,是不可替代的大好机会。

不过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,“一考定终身”“华山一条道”的模式终将成为历史。我更希望看到的,是构建一个终身学习型的社会,让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里接受最好的教育和培训。

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有气魄、有闯劲儿,向着自己擅长的、有兴趣的方向勇敢进发,行行都能出状元、条条大路通罗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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